受難國女性同施害國男性間的禁忌之戀。前者投身虐戀，臣服於日本男性並甘受其折磨，以親自經受痛苦的方式，力圖獲得對胞妹遭日軍毒手的歷史創痛的解脫；後者通過古典造園藝術的“借景”手法，設定了令情感的秘密被延遲發現的機關，這被理解為一條既未背叛民族國家、也不違逆個人情感的險峻道路。日佔和英殖民均被刻畫為惡的因素，而有朋和Gemmell一家作為大歷史中的邊緣人，則呈現出良善寬厚的形象，影片對個體和統治集團加以切割的價值判斷。影片的多語種特色，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民族國家多次經受歷史創傷的後果和表現，而本片作為台灣電影走向國際化製作的標誌作品之一，是三國從業者共同創作和表演的產物，也相當程度地反映了台灣和東南亞國家的部分當代國民所共享的，對於曾經的侵略者和殖民者的複雜情感，以及對面目更加可憎的冷戰對手的共同想象。